过去半年来，原油价格从每桶100美元以上骤降至现在的50美元左右，跌幅超过一半，且持续走跌的势头不减，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战略问题。油价下跌导致了全球经济在局部地区的失衡，对油气行业、新能源行业和地缘政治都带来了深远影响。
中俄天然气合作有更多新空间
2014年，俄罗斯经济颇多曲折。在其发布《2035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时，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前景抱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然而，随着俄罗斯深度介入到克里米亚事件之中，低油价和来自西方的制裁都严重打击了俄罗斯经济。
我们知道，俄罗斯政府2/3的财政收入来自俄罗斯油气企业上缴的税款。石油方面的收入减少使得卢布对美元的汇率降低了41%，引发了对于其将在2015年陷入衰退的恐慌。世界银行对此作出了预测，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将在今年缩水0.7%。
美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美欧国家限制了俄罗斯能源企业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掐断了其获得资本的源头；其二，美欧国家还对俄罗斯进行了技术限制，阻止西方技术进入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尤其是用于勘探深海、北极圈以及页岩层的钻探、试井和测井技术。
面对美欧可能越发严厉的制裁，俄罗斯正逐步将发展重心转向东方。并且，亚洲能源市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有需求，巨大的需求为俄罗斯石油出口创造了机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一直在寻找充足、可靠的能源来源，这为俄罗斯与亚洲诸国之间的油气合作打下了坚实的供需基础。对俄罗斯来说，长期在亚洲市场占有更多的份额，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将是俄罗斯亚洲能源战略的关键。中国与俄罗斯在2014年5月签下的天然气大单不仅是一个突破，也是深化俄罗斯与中日韩合作的良好开端，为俄罗斯打开亚洲市场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宏观层面上的能源战略，是需要摆脱对传统能源的过度依赖，加强能源供应的多样化，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确对改善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有所裨益。
全球天然气供给过剩局面出现
随着美国页岩气的崛起，我们之前判断亚洲天然气市场将在2020年左右迎来供需宽松的局面，但这种预期因为近来油价的急速下跌而加快实现了。2015年开始，亚洲LNG(液化天然气)现货市场将出现过剩局面。而如果油价继续保持60美元/桶水平，LNG现货价格将维持在7~8美元/百万英热单位，相比于2013年下跌一半。
2015年，澳大利亚在建的7个项目中将有4个陆续投产，将给亚太市场带来近2000万吨LNG，这个数字占到2013年亚太地区LNG贸易量的15%。而随着4个项目投产，澳大利亚的LNG出口能力也将在2015年从2430万吨/年增到4220万吨/年。
截至目前，美国提交申请的项目产能超过2.91亿吨/年，美国能源部已批准了8个项目可以向non-FTA国家出口，总出口量达到8700万吨/年。2015年的总开工项目为3个，产能达到6500万吨。其中Sabin Pass项目将于2015年投产，将有750万吨/年的产量出口欧洲(再转口到亚洲).
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之外，已经开工有明确投产日期的还有俄罗斯的亚马尔项目，其产量达到1650万吨/年，将于2016年投产。由于欧洲天然气需求的降低，出口欧洲的LNG将向亚洲转口。
全球供给将在2015年出现一个飞跃，而亚洲将是这些新增供给的唯一目的地。
LNG项目建设的周期一般在3~5年，现有项目集中投产则是根据前几年“未来需求坚挺”的判断，但需求的变化“出人意料”：2015年开始，亚洲主要消费国的天然气需求都将出现放缓。
作为全球LNG最大买家的日本，在2011年核事故后其LNG进口量不断攀升，从7000万吨增到2013年的8780万吨，2014年前10个月的进口量达到了7400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2.6%，全年进口量或将达到8900万吨。
不过2014年将是日本LNG进口的峰值，之后日本的LNG进口量将逐渐下降。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日本部分核电站确定重启。根据第一财经研究院报告，如果日本永久关闭核电站，到2020年将在当前基础上再增加进口1500万吨LNG，但如果日本恢复60%核电能力，到2020年将在2014年基础上减少2000万吨的LNG消费。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在2014年9月批准川内1号和2号重启，时间将在2015年初。日本安倍首相近日在众议院胜选后，重启核电将是其任内推行的重要措施。
第二，日本经济低迷抑制天然气消费。日本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连续两个季度GDP缩水，截至目前已收缩了1.9%。
第三，日本光伏政策发力，挤压天然气消费。日本产经省在2014年3月颁布了光伏上网补贴。日本可再生能源基金会认为，未来五年日本屋顶光伏发电成本将从50日元/千万时，降到30日元/千瓦时，这将直接冲击未来燃气发电的需求。
韩国在2014年初重启了古里核电站，并加大了燃煤电厂的使用。韩国天然气公社(KOGAS)认为，2014年韩国的LNG进口将同比下降10%，而未来几年的需求也将下降。
中国可能是亚洲唯一的LNG消费增长国。但中国总体天然气消费增速已从原来的年均30%，下降到2014年的10%以下(前10个月为7.1%，较上年同期下降6.7%).
油价下跌背景下的可再生能源
近年来，石油的全球消费总量不断攀升，但市场占有率并不与之匹配，其他燃料的消费增量多于石油的消费增量。例如，价格相对低廉的煤炭，市场占有率显著上升，尤其是在经济和能源需求旺盛的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天然气则在发电、供暖和工业应用等领域取代了石油，核能的快速发展进一步降低了石油发电的比重。
近期，人们越来越多应用可再生能源，其价格也随之逐步发展到了可被接受的程度，可再生能源已经不再单单是替代品，而成为大规模消费的能源产品，连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主要石油出口国也注意到了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开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原油、可再生能源均是一次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两类一次能源的主要应用领域的交叉性并不高。石油主要应用领域为交通、化工领域，而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应用领域则为电力领域。目前，使用石油作为发电燃料的机组(燃油机组)在整体电力结构中的比例非常小，火电机组绝大多数都是燃煤的。因此，原油价格的下降，将不会通过燃油机组发电成本减少的方式直接冲击可再生能源发电。
很多人认为天然气同属清洁能源，并且较可再生能源发电更有效率、更加稳定，天然气价格的下跌会降低燃气机组的发电成本，威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事实上，尤其在中国，风电、光伏发电等目前正在大力推广的新型能源发电方式，与燃气发电是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的。
由于风能和太阳能受外界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出力不稳定，中国当前大量的“弃风”“弃光”问题与电力系统中缺乏灵活的调峰电源息息相关。燃气机组具有很高的灵活性，爬坡速度较快，能够承担调峰调频任务，为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提供辅助服务，利于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但由于气价较高，尤其是中国“缺气”的资源禀赋条件，导致燃气机组发电成本很高，在整体电力结构中的比例较小。
如果未来油价下跌，气价也随之下降，将带动燃气机组发电成本的缩减，增加电网灵活电源的比例，降低调峰成本，为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提供更低廉的调峰辅助服务。因此，不应单纯由于天然气发电成本降低就认为这将阻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天然气发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并列的两种发电类型或是相互竞争的对象，同时天然气发电还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调峰作用，燃气机组发电成本的下降利于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并网。
市场竞争将一直存在，但能源安全不是只依靠一种商业燃料来维持的，多元组合将成为必然选择。因此，油价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并不是纯粹的负相关关系，更不应认为油价下跌在短期内将使得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遇挫。我们应将化石能源作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成本缩减、机制完善的驱动力量，并利用好化石能源在能源转型中可以发挥的过渡作用，助力可再生能源发展。
能源转型已经发生，前景明朗。非常规油气和可再生能源将必然取得愈来愈大的份额。
美国中东能源战略发生新变化
中东地区石油蕴藏丰富，且中东油层埋藏浅，石油开采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出产的石油油质好，多为经济价值较高的中、轻质油。因此，无论美国在中东要推行任何计划或要如何处理中东危机，都不得不慎重考虑其石油市场。
一年前，美国政府决定逐步撤出在伊拉克的军事部署，转而寻求建立与俄罗斯的良好外交关系，并与伊朗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但一年之后，美国针对伊斯兰国(ISIS)的行动似乎抹去了一年前承诺留下的记忆。反恐，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无法回避的议题之一。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深化与新开采技术的逐步应用，美国境内油气资源自我保障率得到大幅提升，能源进口依赖程度一再降低，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的相对比例较大幅度下降。据此，美国适时转变了控制中东地区石油的策略。稳定的中东地区石油输出量和稳定的石油价格对美国的石油企业并非全是好事，反而会使美国石油企业丧失通过投机牟取暴利的机会。因此，即便美国通过能源独立计划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了能源进口的依赖度，减少了中东问题带来的石油方面的附加压力，美国也不可能立即从中东撤离。
2014年，油价频频下跌之际，作为OPEC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拒绝了减产的要求。客观来说，低油价已经给美国能源企业带来了压力，这些企业赖以提炼石油的页岩技术的成本是比较昂贵的。
为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美国加强了与拉美、北非和中亚产油国的联系，通过展开政治经济交往和军事渗透，占据石油开采和运输的制高点，为美国开辟了新的石油进口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石油安全。